
“商”与“农”之间的关系,一直是我国历史上极具探讨价值的话题。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,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明往往始于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形态。只有当人类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,才能进一步开创出独具特色的文明。农业,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,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,而商业的兴起今日低价股票排名,则往往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国家政治的变化而产生。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关东平原(即今天的华北平原)地势平坦、气候宜农,我国先民在文明初期便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。然而,当时列国割据,政治格局支离破碎,随之而生的商人群体也在诸侯之间活跃。他们一方面替本国谋取利益,另一方面也在贸易往来中为自身积累财富,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。
不过,能否发展商业还取决于地区条件。像赵国、宋国、卫国等关东平原的国家,本就是周王朝旧地,经济与文化底蕴深厚,商业土壤良好,因此商人能够相对容易地聚敛财富。相比之下,楚国与秦国虽以兵力强盛著称,却因地理环境严酷而显得尤为贫困。特别是秦楚一带,气候偏冷、土地有限,不仅时常要防御戎狄的入侵,甚至连粮食都需依赖外部输入。尤其是秦国,虽处关中,但真正的沃土有限,粮食供给长期紧张。
展开剩余75%改变秦国命运的,是两位重要人物:郑国与商鞅。郑国原是韩国工匠,他主持修建的郑国渠与蜀地的都江堰齐名,为关中平原开辟了大面积良田,使秦国摆脱了粮食匮乏的困境。此举无疑为后来的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。而商鞅,本是卫国人,因在赵国怀才不遇,最终选择投奔苦寒之地的秦国。正因为当时鲜有人愿意远赴秦国发展,商鞅的到来格外显得珍贵。他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与重用,在其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深远的变法措施,目标直指“使秦国强盛”。
商鞅敏锐地意识到,秦国若想在诸侯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,必须强化农业与军事。于是提出“奖励耕战、重农抑商”的政策。他认为,商人四处奔走,却无需像农人那样承担沉重的赋税,却能轻易积累巨额财富。这不仅导致财富外流,更使得农人心生向往,纷纷弃农欲商。长此以往,秦国既失粮食基础,又失国家财富,岂能不弱?因此,商鞅通过法律限制商人的活动,并规定罪犯在春耕农忙时必须服劳役,以补充农业劳动力。这一系列举措迅速扩大了耕地面积,增加了粮食储备,使秦国最终具备了统一六国的物质条件。
尽管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大一统政权后仅存续十余年便迅速灭亡,但商鞅所奠定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却深深影响了后世。此一思想并未随着秦亡而消失,反而在历朝历代不断被继承与调整。例如唐代,玄宗时期设立广州市舶使,专门负责海外贸易,显示出一定的开放姿态。宋代更是以商业繁荣著称,赵匡胤本人还与蜀地豪商慕容氏交好,形成政商互利的格局。
元代虽然战乱频仍,但对商业并未严加限制,各地商贸依旧存在。明朝则更为显著,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彰显了国家的实力,更推动了中外交流。然而进入清代,情况却发生了巨大逆转。清政府在“重农抑商”的思路下,将这一政策推行到极致。尤其是1757年以后,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,彻底堵死了全国其他对外贸易的渠道。虽然十三行掌握巨大权力,但它们只顾自身利益,索要贿赂,甚至私下引入鸦片,严重破坏了清朝的经济与社会秩序。最终,这种闭关自守与内部腐败使清王朝与世界脱节,为外来列强打开了侵略的缺口。
由此可见,重农与重商之间的博弈,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,也是一个不断反复的循环。农业是立国之本,而商业则是沟通内外、促进繁荣的桥梁。若二者失衡,或是过度压制其中一方,往往都会对国家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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