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商”与“农”之间的关系，一直是我国历史上极具探讨价值的话题。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明往往始于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形态。只有当人类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，才能进一步开创出独具特色的文明。农业，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，而商业的兴起今日低价股票排名，则往往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国家政治的变化而产生。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关东平原（即今天的华北平原）地势平坦、气候宜农，我国先民在文明初期便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。然而，当时列国割据，政治格局支离破碎，随之而生的商人群体也在诸侯之间活跃。他们一方面替本国谋取利益，另一方面也在贸易往来中为自身积累财富，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。
不过，能否发展商业还取决于地区条件。像赵国、宋国、卫国等关东平原的国家，本就是周王朝旧地，经济与文化底蕴深厚，商业土壤良好，因此商人能够相对容易地聚敛财富。相比之下，楚国与秦国虽以兵力强盛著称，却因地理环境严酷而显得尤为贫困。特别是秦楚一带，气候偏冷、土地有限，不仅时常要防御戎狄的入侵，甚至连粮食都需依赖外部输入。尤其是秦国，虽处关中，但真正的沃土有限，粮食供给长期紧张。
展开剩余75%改变秦国命运的，是两位重要人物：郑国与商鞅。郑国原是韩国工匠，他主持修建的郑国渠与蜀地的都江堰齐名，为关中平原开辟了大面积良田，使秦国摆脱了粮食匮乏的困境。此举无疑为后来的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。而商鞅，本是卫国人，因在赵国怀才不遇，最终选择投奔苦寒之地的秦国。正因为当时鲜有人愿意远赴秦国发展，商鞅的到来格外显得珍贵。他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与重用，在其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深远的变法措施，目标直指“使秦国强盛”。
商鞅敏锐地意识到，秦国若想在诸侯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必须强化农业与军事。于是提出“奖励耕战、重农抑商”的政策。他认为，商人四处奔走，却无需像农人那样承担沉重的赋税，却能轻易积累巨额财富。这不仅导致财富外流，更使得农人心生向往，纷纷弃农欲商。长此以往，秦国既失粮食基础，又失国家财富，岂能不弱？因此，商鞅通过法律限制商人的活动，并规定罪犯在春耕农忙时必须服劳役，以补充农业劳动力。这一系列举措迅速扩大了耕地面积，增加了粮食储备，使秦国最终具备了统一六国的物质条件。
尽管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大一统政权后仅存续十余年便迅速灭亡，但商鞅所奠定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却深深影响了后世。此一思想并未随着秦亡而消失，反而在历朝历代不断被继承与调整。例如唐代，玄宗时期设立广州市舶使，专门负责海外贸易，显示出一定的开放姿态。宋代更是以商业繁荣著称，赵匡胤本人还与蜀地豪商慕容氏交好，形成政商互利的格局。
元代虽然战乱频仍，但对商业并未严加限制，各地商贸依旧存在。明朝则更为显著，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彰显了国家的实力，更推动了中外交流。然而进入清代，情况却发生了巨大逆转。清政府在“重农抑商”的思路下，将这一政策推行到极致。尤其是1757年以后，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，彻底堵死了全国其他对外贸易的渠道。虽然十三行掌握巨大权力，但它们只顾自身利益，索要贿赂，甚至私下引入鸦片，严重破坏了清朝的经济与社会秩序。最终，这种闭关自守与内部腐败使清王朝与世界脱节，为外来列强打开了侵略的缺口。
由此可见，重农与重商之间的博弈，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，也是一个不断反复的循环。农业是立国之本，而商业则是沟通内外、促进繁荣的桥梁。若二者失衡，或是过度压制其中一方，往往都会对国家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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